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发现有些生物大分子如激酶、受体和离子通道等,与疾病发展密切相关,且具有与配体结合的特异性疏水口袋以及结合后的功能变化。便把这类靶点称为“可成药靶点”。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与疾病相关的靶点被发现缺乏传统可药性靶点的特征,如靶蛋白的功能界面平坦,缺乏配体相互作用口袋,使得药物设计面临巨大挑战,便称为“不可成药”靶点。例如一些典型的不可药性靶点包括小 GTP 酶 (如 KRAS)、磷酸酶、转录因子、表观遗传靶点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 (PPIs)等[1]。图 1. 当代癌症药物分子靶点的示意图[2]。
目前针对“不可成药靶点”常用的药物开发方法包括双功能分子、共价抑制剂、变构抑制剂、PPI 药物、基因治疗等,并取得了一定的临床成果。
此外,除 PROTAC 外,分子胶也是基于泛素-蛋白酶体系统实现对靶蛋白的降解。由于分子胶产品分子量相对较小,具有更好的生物利用度。但目前报道的分子胶产品更多是来自于偶然发现,而 PROTAC 分子更容易通过理性设计进行开发。
除了基于泛素‑蛋白酶体系统开发的双功能分子,溶酶体靶向嵌合体 (LYTAC)、自噬靶向嵌合体 (AUTAC) 及 ATTEC 则是通过溶酶体途径实现对靶蛋白的降解。不同双功能分子具体作用机制及对靶蛋白的降解范围不完全一样,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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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双功能分子比较[3]。
KRAS 蛋白是一种无特征的、近球形的结构,没有明显的结合位点,很难合成能有效靶向和抑制其活性的化合物,且与内源性配体具有极高的结合活性,这也使得它不能像蛋白激酶抑制剂那样产生有效的竞争。共价药物的开发推动了 KRAS 药物的发现。目前多款针对 KRAS 的共价抑制剂已经被开发进入临床应用及研究,从而实现了 KRAS 从“不可成药”到“可成药”靶点的逆袭[4]。
变构位点的鉴定和相应的药物设计为以前被认为在其正向位点上“不可药性”或“难以靶向”的蛋白质开辟了新的治疗机会。目前已经有多种变构药物用于临床实践。
信号通路中已上市、临床和临床前共价抑制剂的图谱。
蛋白互作 (PPIs) 参与机体多种生物进程,并通过形成蛋白质-蛋白质复合物或 PPI 网络来发挥其功能。PPIs 的大而平坦的相互作用表面使得小分子调节剂的开发充满挑战。
目前开发的 PPIs 抑制剂主要包括小分子、抗体、多肽或重组蛋白等。但各存在优势和不足,如小分子抑制剂亲和力低,成药性差,而多肽,抗体及重组蛋白虽然具有较高的结合活性,但存在稳定性低,生物利用度差等问题。为了改善多肽的稳定性,药物研发人员也会采用环肽或拟肽来改善多肽药物的成药性。而针对抗体或重组蛋白药物,高效递送技术和小尺寸抗体模拟物 (如 scFv 和纳米抗体) 的发展可以提高它们在治疗不可成药靶点中的应用。
基因治疗是在基因或转录水平来调节基因表达的过程,突破了小分子药物对靶蛋白位点的限制,大大扩展了药物靶向的范围。
目前 RNA 干扰技术、反义 DNA 技术、ASO 技术等前沿技术和方法的应用,为核酸药物的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CRISPR 基因组编辑也已经成为近年来最受瞩目的科学突破之一。虽然基因治疗仍面临很多挑战,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基因治疗将会带来更多可能。
图 4. miRNA (A )和 siRNA (B) 作用机制示意图[6]。
目前开发的药物靶点只是所有疾病靶点中的冰山一角,而未被开发的“不可成药”靶点则是一片汪洋大海。虽然针对“不可成药”靶点的药物开发存在巨大挑战,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药物靶点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将有越来越多的“不可成药”靶点被撕掉“不可成药”标签,将有更多的药物被开发出来惠及人类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