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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s在疾病中的多样化作用机制及临床开发态势

2026-02-11     来源:抗体密码     点击次数:43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 抗体密码    作者: 抗体密码-大脸猫

抗体药物的发展日新月异。如果说单克隆抗体是精准医疗的“精确制导导弹”,那么多特异性抗体则堪称能够同时执行多项任务的“多功能战斗平台”。它们通过同时结合两个或更多不同的抗原或表位,实现了远超传统单抗的作用机制,包括免疫细胞重定向、双通路调控和增强的组织选择性等。

近日,罗氏团队发表综述文章《The making of multispecific immunoglobulins- a clinical perspective》对截至2025年底的临床开发管线进行了系统性盘点。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已有501款多特异性免疫球蛋白进入临床开发阶段,其中358款为活跃在研项目(类别1),涵盖了112种不同的分子格式。这片曾经的“蓝海”已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蓬勃景象。

一、全景概览:migs(multispecific immunoglobulins)的临床开发态势与疾病领域分布
截至2025年12月,在活跃的358款migs中,182款(51%)处于I期临床,117款(32%)处于I/II期或II期,39款(11%)处于II/III期或III期,另有20款(6%)已获批上市。自2009年首个mig——卡妥索单抗(Catumaxomab)在欧洲获批以来,该领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特别是在2021年后,批准上市速度明显加快。

从适应症分布来看,migs的主战场依然是肿瘤领域,占比高达86%。其中,76%的migs用于治疗实体瘤,24%用于治疗血液恶性肿瘤。在非肿瘤领域,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主要方向,占所有非肿瘤migs的55%,其次是血液疾病、代谢性疾病、感染、血管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


二、核心机制:migs如何“多管齐下”对抗疾病?
migs的魔力在于其多样化的作用机制(MoA)。在肿瘤治疗中,其主要策略可分为两大类:

1. 效应细胞衔接器(Effector Cell Engagers)
这是migs中最大的类别,占44%。其中,T细胞衔接器(TCEs)占据绝对主导地位(89%)。它们像一座“桥梁”,一端结合肿瘤细胞表面的肿瘤相关抗原(TAA),另一端结合T细胞表面的CD3等激活受体,从而将T细胞“招募”到肿瘤细胞附近并激活其杀伤功能。此外,约11%的效应细胞衔接器用于 engaging NK细胞或巨噬细胞,例如通过抑制“别吃我”信号来增强巨噬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吞噬作用。

2. 免疫调节(Immune Modulation)
此类migs占比31%,主要通过靶向两个不同的免疫检查点(如PD-1/CTLA-4, PD-1/LAG-3等)来解除肿瘤对免疫细胞的抑制,或通过提供共刺激信号(如4-1BB, CD28)来直接激活免疫细胞。部分migs甚至将检查点抑制与共刺激功能整合于一身。

其他重要的机制还包括生长因子或其受体的双重阻断、细胞因子抑制、有效载荷(如化疗药物、放射性同位素)的靶向递送、以及借助血脑屏障穿梭技术进行脑部递送等。

三、百花齐放的结构:112种结构
migs的设计可以简化为有限种类构建块的组合。可变片段(Fv)、单链抗体(scFv)、单域抗体(sdAb,如纳米抗体)、抗原结合片段(Fab)及其衍生物(modFab)、TCR Vα/Vβ结构域是常用的抗原结合单元。结构上根据是否含有Fc分为两大类:无Fc片段格式 和 含Fc片段格式。

无Fc片段格式(Fc-less Formats)分子尺寸小,穿透性强,但半衰期短。已获批的Blinatumomab(Blincyto),是两个scFv通过 linker 串联而成。

含Fc片段格式(Fc-comprising Formats)是目前临床开发中的主流(占88%),Fc片段可提供长的半衰期(通过FcRn介导的回收)和潜在的效应功能(如ADCC, ADCP)。其设计核心在于解决“重链错配问题”(迫使两种不同的重链异源二聚化)和“轻链错配问题”(确保轻链与对应的重链正确配对)。

四、工程化改造:Fc异源二聚化与效应功能沉默
为了防止双抗重链之间的错误配对,研究者进行了多种工程化改造,从而能够使得非对称的igG-like的双抗,实现重链的正确配对。下表罗列了目前已经获批上市,以及部分已经进入临床的防止重链错配的工程化改造技术,其中Knob-in-Hole或者其变体居多。共占所有使用异源二聚化Fc的migs的55%。其他策略如基于电荷 steering(如DEKK, XmAb)、cFAE(Duobody)等也各具特色。

Fc效应功能沉默对于TCE等migs至关重要,可避免非靶向的免疫细胞激活和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等副作用。在284款含Fc的migs中,有178款(63%)采用了Fc沉默策略。最常见的沉默突变是LALA(L234A, L235A)及其衍生物(如LALA-PG, LALA-GA等)。使用天然低效应功能的IgG4亚型也是一种常见策略。此外,去糖基化(aglyco, 如N297A)也能有效消除FcγR结合和效应功能。

五、获批及晚期临床阶段migs一览
截至目前,已有20款migs获得监管批准,其格式和靶点信息如下图所示,充分展示了格式的多样性。

同时,有39款migs处于临床研发后期(II/III期或III期),涵盖了TCEs、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双靶向ADC等多种类型,预示着未来几年该领域将持续产出重磅成果。

总结
临床开发中migs的多样性反映了过去二十年抗体工程领域的创造力。结构的不同会在价态、特异性、几何形状和亲和力上产生差异,而这些结构特征被精心设计以影响功能结果。

临床中功能需求千差万别,“format follows function”的原则依然适用,但是成功的结构必须表现出高稳定性、低免疫原性,并避免主要的可开发性缺陷。因此,在临床多特异性抗体中,某些结构因其良好的可开发性和安全性已成为首选。

分析显示,IgG-based结构(包括cLC IgG, DuetMab, CrossMab, Duobody等)、Fab-/scFv-hetFc、以及IgG-scFv2(HC)等格式占据了活跃在研migs的67%。这表明,在纷繁复杂的结构背后,双抗或者多抗领域内正在围绕一批经过验证的、具有良好成药性的平台技术进行收敛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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