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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In vivo CAR-T 建立在两条长期演进的技术路径之上：一是 ex vivo 病毒工程化 CAR-T 的临床成功与局限逐步显现，二是 RNA 与脂质纳米颗粒（LNP）递送技术的持续成熟。两者在近年交汇，催生出基于病毒载体或 LNP-RNA 的 in vivo CAR-T 平台，并开始向临床转化。

图 1 推动体内 CAR 技术走向临床转化的关键发现与重要里程碑

Nature Biotechnology 近期发表文章指出，随着相关交易持续累积，体内 CAR-T 有望对现有细胞治疗模式产生重要影响。过去一年中，围绕慢病毒载体和 LNP-mRNA 等体内递送技术，全球已投入超过 48 亿美元，多家跨国药企通过并购或合作切入该方向，包括 Gilead/Kite、Johnson & Johnson、Bristol Myers Squibb 等，综合当前趋势判断，预计 MNC 在体内 CAR-T 方向的交易活动仍将在未来一年保持活跃。

与传统体外（ex vivo）CAR-T相比，体内CAR-T 的核心理念是在患者体内直接递送 CAR 的遗传指令，使T细胞原位完成转导与扩增，从而避免复杂的细胞采集、体外制造及淋巴清除预处理。

目前，体内 CAR-T 的技术路线主要分为两类：一类采用整合型慢病毒载体，以实现更持久的 CAR 表达，主要面向肿瘤适应症；另一类采用非整合型 LNP-mRNA 载体，实现短暂表达，更契合自身免疫疾病对安全性和可重复给药的需求。尽管近期交易呈现出一定的适应症分化趋势，但哪种路线最终占优仍有待临床数据验证。以下，小编整理文章“In vivo CAR-Ts captivate big pharma. Nat Biotechnol (2025)”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01  体内 vs. 体外CAR-T 
目前，所有 CAR-T 产品均采用体外（ex vivo）制造模式：患者需要前往医疗中心接受淋巴细胞采集（白细胞分离术），随后细胞被运送至集中化生产设施，患者自身的细胞被导入 CAR 构建体、扩增，数周后再送回原医疗中心，重新输注给患者。

体内 CAR-T 细胞疗法提供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简化替代方案：CAR 的遗传指令可以直接在患者体内递送，通过慢病毒载体或 LNP-mRNA 载体在体内转导循环中的 T 细胞。与体外方法相比，体内路径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无需进行淋巴清除——这种具有毒性的化疗预处理方案不仅用于为体外CAR-T细胞的植入“腾出空间”，还用于清除调节性 T 细胞和其他髓系细胞，否则这些细胞会削弱体外 CAR-T 产品的活性。

体内 CAR-T 的吸引力不仅体现在生物学层面，也体现在操作和物流层面。在不需要淋巴清除、也不需要复杂制造流程的情况下，理论上肿瘤科医生或风湿免疫科医生可以在确诊当天（或几天内）通过一次门诊输注完成治疗，而无需体外 CAR-T 所要求的复杂培训和物流体系。

体内 CAR-T避免淋巴清除还可能带来其他优势。这种方式可以保留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包括那些原本会消耗 IL-2 和 IL-15 的细胞，并且可能减轻体外制造 CAR-T 细胞在体内爆发式扩增时所伴随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神经毒性。

图2 In vivo vs. ex vivo CAR-T

Umoja Biopharma 联合创始人兼 CTO Ryan Crisman 表示：“在体内路径中，你拥有一个完整、具有缓冲能力的免疫系统。”许多公司会将 CAR-T 的设计限定在单一的 CD8⁺ 或 CD4⁺ T 细胞亚群上；不过，也有人如Crisman 主张通过更广泛的 CD3⁺ 激活信号来“重新训练”免疫系统。

02 递送技术
在递送技术层面，目前有两条主要技术路线在竞争：一种是永久性的，一种是暂时性的。前者使用整合型慢病毒载体（源自体外 CAR-T 领域），以支持在侵袭性肿瘤中实现持久的 CAR 表达；后者仍处于较早期开发阶段，采用 LNP 携带编码 CAR 的 mRNA。LNP-mRNA 载体不会整合进染色体，只产生短暂的 CAR 表达——这一特性在自身免疫疾病中具有优势，因为安全性门槛更高，且可能只需要一次快速的“免疫重置”。对于非肿瘤适应症，可能真正需要的是短期 CAR 表达和非整合型载体。

这种“肿瘤用慢病毒，自免用 LNP-mRNA”的分化逻辑在近期交易中已有体现，但远未成为定论。Kite 通过收购 Interius 并与 Pregene 合作，率先押注整合型载体路径。Kite 全球研发负责人 Priti Hegde 表示，公司一直对整合型慢病毒路径保持兴趣，因为其概念验证更加成熟；同时，她也强调公司“同样非常希望探索基于LNP的平台”。

对多家体内 CAR-T 初创公司而言——包括 EsoBiotec（现隶属阿斯利康）、Interius（现隶属 Kite）、Umoja、深圳 Genocury、Kelonia Therapeutics 以及 Exuma Biotec——解决方案在于聚焦慢病毒颗粒。EsoBiotec 创始人兼 CEO JP Latere 表示，体内路径的核心挑战是在体内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尽可能特异地转导足够多的 T 细胞。特异性来自于通过 T 细胞表面标志物进行靶向，以及只在 T 细胞中表达的合成启动子；效率则依赖于在抑制性免疫环境中激活静息T细胞。“最终目标是，在体内生成一个尽可能接近体外 CAR-T 的产品。”Crisman 也认同这一点，认为在肿瘤领域，慢病毒载体因其稳定整合和良好持久性而具有显著优势。

然而，持久性并非没有代价。整合型慢病毒载体带来了插入突变和继发恶性肿瘤的潜在风险。这一风险在 2024 年被再次放大：美国 FDA 在发现 14 例 T 细胞恶性肿瘤病例后，对所有六款体外 CAR-T 产品的黑框警告进行了更新。尽管如此，对数千名 CAR-T 治疗患者的系统研究显示，其继发癌症发生率与仅接受化疗的相似患者相当，而化疗本身也具有低水平的基因毒性风险。因此，FDA 已于当年 6 月取消了 REMS 要求，但黑框警告仍然保留。

为降低相关风险，新一代慢病毒载体已进行了广泛改造。Hegde 认为，在肿瘤领域，其获益-风险比仍然是有利的，而“持久性”正是慢病毒构建体在肿瘤中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初创公司正开发用于短暂表达的 LNP-mRNA 载体，以实现重复给药并减少肝脏摄取。Capstan、Immorna、MagicRNA、Aera Therapeutics 和 Stylus Medicine 采用传统 mRNA；而 Orna、Orbital、Byterna 和 Strand Therapeutics 则探索编码 CAR 的环状 RNA，旨在探索具有更长的体内寿命和更高的表达水平。在该领域中处于领先位置的公司之一是 Capstan，该公司已于今年6月被艾伯维（AbbVie） 收购。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生物技术公司聚焦于自身免疫疾病，其核心建立在一个全新的LNP平台之上。其关键创新在于一种核心脂质（“L829”），该脂质被专门设计用于避免肝脏摄取并可快速降解，同时在纳米颗粒表面装饰 抗CD8 的单克隆抗体。Aghajanian 补充指出，通过在纳米颗粒表面装饰这种靶向T细胞的抗体，“可以进一步降低肝脏摄取”，这可能是由于其在空间位阻上阻碍了肝细胞LDL受体介导的摄取。在食蟹猴模型中，反复给药的CD8靶向 LNP（携带抗CD20 CAR mRNA）可诱导持续一个月的B细胞耗竭，清除记忆性B细胞，并允许以初始型B细胞为主的重建。

图3 Capstan Therapeutics的项目CPTX2309特征

03  初步POC数据与发展展望
今年 1 月，EsoBiotec 报告了一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接受其体内 CAR-T 疗法 ESO-T01 后的数据：在给药 28 天后，患者骨髓中检测不到微小残留病灶。两个月后，阿斯利康以 10 亿美元收购了该公司。在多发性骨髓瘤适应症中，EsoBiotec 来自中国的早期体内慢病毒试点研究显示，在不进行淋巴清除的情况下，载体仍可转导组织驻留型T细胞，并在骨髓中24 小时内触发明确的靶向活性。Hegde 将这一早期骨髓信号称为“一个有趣的发现”，体现了局部整合、局部转导与扩增，这或许为长期受限于肿瘤浸润瓶颈的实体瘤提供潜在优势。

今年 5 月，中国公司 Genocury Biotech （济因生物）公布了早期概念验证数据，成为第二个在体内使用慢病毒载体并取得积极结果的案例。Genocury 报告称，在一项研究者发起的研究中，其疗法使一名DLBCL患者达到完全血液学缓解。该患者在治疗前未接受淋巴清除，治疗过程中亦未出现体外 CAR-T 细胞疗法常见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或其他不良事件。

William Blair 投资银行的分析师 Sam Corwin 认为，该领域仍存在持续并购活动的空间，因为不同应用场景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载体。即便在同一技术路径内，安全性特征也存在差异。例如，EsoBiotec 观察到多例 3 级CRS以及部分肝脏相关信号，而 Interius 迄今为止则表现出较为“干净”的安全性特征——这表明该领域正进入以载体和剂量为核心的精细化比较阶段。

若大型药企要全面投入、并真正打开大规模市场，体内平台必须证明其具备规模化制造能力。mRNA 新冠疫苗已经证明，LNP-mRNA 载体可以实现数十亿剂量级别的生产与全球分发；但抗体修饰、位点特异偶联的靶向 LNP则完全是另一种复杂程度。正如 Aghajanian 所言：“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考虑放大生产的问题……在 LNP 上装饰抗体，会在工艺层面和分析层面都带来完全不同层级的复杂性。”他将这一挑战类比为 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如果去靶向和重复给药的主张要在 III 期和上市阶段成立，那么稳健、可重复的偶联与释放分析是不可妥协的前提。

慢病毒阵营同样面临自身的 CMC（Chemistry、制造与质量控制）现实问题——包括生产细胞系、高滴度纯化以及复制型病毒检测——但其支持者认为，从整体来看，其生产成本将显著低于高度定制化的体外 CAR-T 疗法。

在这些技术押注背后，还潜藏着与双特异性抗体之间的竞争格局。在自身免疫疾病领域，抗 CD19 × BCMA 双抗正在迅速占据市场位置；但体内 CAR-T 细胞在这一领域可能具备关键优势。CAR-T 细胞具备主动迁移能力，能够定向归巢至淋巴结和脾脏等病理性 B 细胞的疾病储存库，而这些部位往往是被动扩散的大分子药物难以触及的。Hegde 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细胞可借助主动血管运输进入组织，而大分子主要依赖扩散。她表示，公司正尝试在临床前模型中证明这一差异。如果 LNP-mRNA 能够在安全前提下模拟这种组织覆盖能力，并实现真正的重复给药，那么双抗在风湿免疫科的地位将面临强有力的竞争。

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在于，该领域如何应对组织驻留型浆细胞以及维持复发的晚期微环境。在这一问题上，细胞靶向特异性将决定最终胜负。Aghajanian 提到，部分临床经验显示，CD19 CAR-T 可使大多数患者进入缓解，但对少数由难治性浆细胞驱动的疾病仍需要 BCMA 作为补救。另一种可能的策略是：对于较轻的自身免疫疾病，采用短暂表达的 LNP-mRNA；而对于重症自身免疫表型，则使用整合型慢病毒以实现深度且持久的免疫重置。

04  小 结
目前，市场的推进速度快于数据本身，但数据正在迅速积累。未来一年将为一些基础性问题带来“引人入胜”的答案：在不进行淋巴清除的情况下，整合型载体能否达到体外 CAR-T 的持久性？靶向 LNP 是否能够在数周尺度内安全重复给药？在真实世界生产批次中，肝脏和脾脏是否真的实现了去靶向？预计MNC的交易活动将紧密跟随这些问题的答案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