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点:近红外二区(NIR-II)荧光成像在肿瘤精准诊断中至关重要,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和穿透能力。然而,现有的NIR-II探针要么是“常亮”模式,要么仅响应单一刺激,导致信噪比低和潜在的假阳性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双锁控制的探针HN-PBA,通过同时响应H₂O₂和肿瘤酸性环境激活荧光信号。这种双重响应机制确保了肿瘤部位的明亮荧光信号,相较于传统的“常亮”探针和仅响应H₂O₂的探针,显著提高了肿瘤与正常组织的对比度(T/NT)。该策略能够精准识别并切除原发性和转移性肿瘤,T/NT比分别达到24.3(原发灶)和6.4(肺转移灶)。该探针还能有效检测直径≤0.7 mm的肺转移灶,并在临床乳腺癌样本中展示了精准病灶定位的能力。这种双重刺激响应策略为未来诊断探针的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开发一种双锁控制的NIR-II荧光探针HN-PBA,用于响应酸性肿瘤微环境(酸性pH/过氧化氢(H₂O₂)的双重刺激。探针有望通过NIR-II荧光成像同时提供高特异性的肿瘤识别和引导手术,用于原发性和转移性乳腺肿瘤(方案1)。探针HN-PBA设计有两个智能“锁”,其核心结构包含两个功能模块。第一锁:硼酸酯基团作为H₂O₂响应位点,通过H₂O₂触发的亲核反应生成硫醇基团,增强分子内电荷转移(ICT)。第二锁:羧酸修饰的罗丹明衍生物通过pH依赖的螺环化机制调节荧光信号。HN-PBA探针在自然状态下显示NIR-II荧光信号“关”。当与两个“钥匙”一起开启时,即在酸性介质中存在H₂O₂时,HN-PBA的硼酸酯可以与H₂O₂发生亲核相互作用,形成过渡中间体,随后水解生成酚羟基,接着发生分子内自消除反应并生成具有强给电子特性的硫醇基团。结果,HN-PBA的NIR-II信号在H⁺/H₂O₂的协同作用下恢复。光谱研究表明,HN-PBA 探针在pH 6.5的酸性溶液中对H₂O₂表现出高灵敏度和特异性响应,最大发射波长为1,060 nm。由于实体瘤环境中H₂O₂水平高且pH值弱酸性,HN-PBA可以选择性地点亮其NIR-II荧光信号,从而实现体内肿瘤的靶向成像和引导干预。鉴于双锁设计策略可以有效减少非特异性响应和“假阳性”信号干扰,双刺激激活探针HN-PBA提供了比“常亮”探针ICG和单生物标志物(H₂O₂)激活探针HN-PBC高8.2/4.0倍的目标与噪声比。此外,HN-PBA探针有效引导了多个微肿瘤的准确切除,确保最小残留阴性切缘低至约0.25 mm。更重要的是,HN-PBA能够精确区分原发性和转移性乳腺病变与周围正常组织,TNT比分别为2.4-3(原发病变)和6.4/5.8(肺转移)。在NIR-II荧光成像的辅助下,直径约0.7 mm的微小肺转移灶可以被有效切除。最后,HN-PBA在临床肿瘤标本的成像中表现出良好的特异性。
接着,研究了HN-PBA在H+/H2O2共刺激下的光学响应。图1a中的吸收光谱显示,在酸性条件下(pH 6.5), HN-PBA在628nm处的吸收下降而在825nm附近出现新的吸收带。然而在生理条件下(pH 7.4),在HN-PBA与H2O2的反应过程中,825 nm处的吸收显著降低,并在480 nm处观察到新的吸收峰。推测这些新峰可能归因于两种形式的反应产物,即HN-PBA-SH(开环,825 nm)和HN-PBA-SS-SH-SR(螺内酰胺,480 nm,方案1)。在808 nm激发下,HN-PBA在1060 nm处的NIR-II荧光信号在H2O2和酸的存在下表现出显著增强(约17.1倍)。相反,当单独存在H2O2(4.1倍)或酸性环境(pH=6.5,0.8倍)时,观察到荧光信号的变化很小(图1b,c)。此外,评估了HN-PBA在H2O2存在下对pH变化的可逆反应(图1d)。1060nm处的NIR-II信号在用不同pH介质连续处理后表现出光学“开启”到“关闭”的循环。值得注意的是,H+/H2O2双激活协同H+可逆反应设计策略使HN-PBA在正常组织中不发射或减弱信号,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来自身体的“假阳性”信息,这有利于提高肿瘤诊断的准确性。
图2. HN-PBA(10μM)在pH 6.5下对不同浓度H2O2的吸收光谱,NIR-I和NIR-II荧光光谱
为了研究在酸性环境中使用HN-PBA以高特异性和灵敏度检测H2O2的可行性,首先研究了HN-PBA(10μM)的H2O2依赖性吸收和荧光光谱特征。如图2a-b所示,HN-PBA本身分别在628/675 nm处显示出吸收/发射峰。当H2O2水平升高时,628nm处的吸收逐渐降低,而825nm处的吸收明显增加。此外,HN-PBA暴露于H2O2会导致675 nm处的NIR-I荧光降低(图2b),但在808 nm激发下检测到1060 nm处NIR-II荧光的剂量依赖性增加(图2c)。这种反应归因于H2O2与硼酸酯的反应,该反应导致巯基的形成,从而增强了ICT过程并导致NIR-II荧光发射。此外,1060 nm处的荧光强度与H2O2浓度(50-350μM)呈线性正比,H2O2的检测限计算为1.2μM(图2d)。
HN-PBA在肿瘤区域产生了特定的荧光信号,表明内源性H2O2和酸性肿瘤环境成功地积累和激活了探针(图3a、b)。值得注意的是,在探针注射(PI)后2小时,肿瘤轮廓清晰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肿瘤荧光信号逐渐增加,并在24小时PI达到最大值(图3b)。此外,仍然观察到相当大的荧光强度(约90%的峰值)48h注射后,背景干扰可忽略不计,表明HN-PBA为肿瘤干预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并在24小时PI时达到27.5±1.5的峰值。在16-32小时的PI期间收集到约25的高T/N比,是ICG的7倍多(图3c)。为了进一步证明“双锁键”探针HN-PBA在区分肿瘤和增强图像对比度方面的优势,与另一种对照探针HN-PBC进行了比较分析,HN-PBC仅被H2O2激活并锁定了第二个“锁”,即对酸性肿瘤基质的惰性。为此,HN-PBA和HN-PBC都被静脉注射到荷瘤小鼠体内,并记录了时间依赖性的体内NIR-II图像。如图3d所示,HN-PBA和HN-PBC负载的小鼠在肿瘤部位随时间逐渐增强成像信号,在注射后24小时达到最大亮度,T/NT比值分别为26.1±1.7和6.5±1.9(图3e)。值得注意的是,与HN-PBC治疗组不同,HN-PBC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肝脏和腹部显示非特异性信号激活,HN-PBA负荷组显示出极低的背景信号。实时荧光强度定量显示,注射后24小时,HN-PBA的T/NT比(26.1±1.7)和肿瘤与肝脏比(T/L比(10.7±2.2))比HN-PBC高4.0/4.2倍(图3f-g)。给药后48小时的组织离体分析表明,HN-PBA治疗小鼠的激活信号主要存在于肿瘤中,其他器官的荧光信号可以忽略不计(图3h)。相比之下,注射HN-PBC的小鼠在肿瘤组织和网状内皮系统器官(肝脏和脾脏)中都表现出信号分布(图3i)。此外,组织光强度定量表明,HN-PBA在肿瘤和正常器官之间的对比度高于HN-PBC,这与全身光学成像的结果一致(图3j)。
图4. NIR-II图像引导下手术切除多发性微肿瘤
将不同体积的4T1细胞注射十天后,在白光成像下可见四个不同体积的肿瘤(标记为a、b、c和d)。如图4a所示,注射HN-PBA 2小时后,只有体积较大的肿瘤a发出微弱的荧光信号,而肿瘤b、c和d显示的荧光信号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结果可能因为肿瘤体积与肿瘤H2O2浓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荧光信号在所有肿瘤区域集中分布,但在正常组织中几乎检测不到。肿瘤部位的平均荧光强度与时间的关系图表明,探针的最大积累和激活发生在PI的16-24小时(图4a,b)。最重要的是,上述多发性肿瘤的T/NT信号比在8.2至14.4之间(图4c),超过了T/NT比>5的既定标准。这一发现表明HN-PBA可以有效地区分多发性微肿瘤和邻近的正常组织。随后,在特定的NIR-II成像辅助下,对微小肿瘤(标记为T1-T4)进行了完全导航,并通过病理分析评估了手术结果(图4d-f)。H&E染色显示,切除的肿瘤组织的整个边界与正常组织明显不同,残余负边缘直径约为0.25 mm(图4g)。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是一种重要的血管生成因子,在肿瘤微环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VEGF的过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和进展密切相关。与正常组织相比,肿瘤组织中VEGF的阳性信号更高,这为切除部位的癌变提供了额外的证据(图4g)。
首先,在第四个乳腺脂肪垫中使用含有萤火虫荧光素酶基因(4T1-Luc)的4T1细胞构建原发性肿瘤模型,因为生物发光为评估肿瘤模型和确定肿瘤位置提供了内源性标记(图5a,b)。肿瘤植入后10天,以100nM的剂量将HN-PBA全身给药到小鼠体内。通过NIR-II成像和生物发光监测HN-PBA在肿瘤部位的特异性激活。如图5c所示,静脉注射探针4小时后,在小鼠的肿瘤和腹部都检测到微弱的荧光信号。随着时间的推移,注射后肿瘤部位的明亮和特异性荧光信号显著增强,注射后12小时,原发性肿瘤的边界清晰可见,背景干扰微弱,表明内源性H2O2/酸性TEM成功激活了探针(图5c)。注射后24小时,肿瘤显示出最大的荧光强度,T/NT比值高达17.0±2.6,能够在图像引导下切除肿瘤(图5d)。随后,使用高特异性NIR-II成像检查原发性肿瘤。值得注意的是,切除肿瘤的生物发光信号与NIR-II成像一致,表明HN-PBA在精确定位原发肿瘤方面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图5e,f)。为了评估HN-PBA的生物分布,在探针注射后24小时解剖小鼠,并对主要器官和肿瘤进行离体NIR-II和生物发光成像。由于HN-PBA被过表达的H2O2/酸性TEM特异性激活,肿瘤中的荧光信号明显比其他器官中的信号亮(图5g,h)。为了验证HN-PBA检测转移性病变的潜力,研究者对术后小鼠和同一批原发性肿瘤小鼠在额外饲养20天后进行了体内和体外荧光成像研究。在将HN-PBA静脉注射到术后和原发性肿瘤小鼠体内后,捕获了时间依赖性荧光图像(图5i)。与手术后小鼠中可忽略的荧光信号不同,在原代小鼠中观察到明显更高的肿瘤信号,肿瘤边界清晰(图5i)。此外,相关的定量荧光强度表明,注射后24小时的最高T/NT比为24.3±3.1,比原发性肿瘤植入10天高1.5倍(图5j)。有趣的是,首次在胸腔内观察到微弱的NIR-II荧光信号(图5i,插图)。研究者推测肿瘤转移可能发生在肺部,产生与肿瘤相关的H2O2,并触发探针HN-PBA的荧光反应。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对主要器官进行了生物发光成像、离体图像和H&E染色测试。如图5k所示,原发肿瘤区域和胸腔的生物发光信号与体内荧光成像一致(图5i,k),表明确实发生了转移性病变。同时,离体NIR-II成像显示,肺组织和肿瘤的荧光亮度均高于其他器官(图5l)。根据相关的定量荧光强度分析,肺转移显示出6.4的高SBR(ROIa/ROId)(图5m,n),而手术后小鼠肺部的SBR约为1,表明图像引导手术切除后没有肿瘤复发。
静脉注射4T1-Luci肿瘤细胞(1X106)10天后,获得生物发光图像以显示肿瘤位置并确认转移模型的有效建立(图6a,b)。HN-PBA给药24小时后,解剖小鼠,离体肺图像显示明显的NIR-II荧光信号(图6c),而ICG组观察到的荧光信号可以忽略不计(图6d)。荧光强度的定量表明,HN-PBA注射组肺结节与正常区域的信号比比ICG治疗组高2.8倍(SBR计算为5.8比2.1),验证了HN-PBA在准确描绘小转移边界方面的可靠性(图6e)。随后,利用高分辨率NIR-II成像技术和HN-PBA的高对比度肿瘤成像能力,进行了离体手术切除(图6f)。微小的肺转移部位(直径小至约0.7毫米)很容易被切除(图6g)。进行H&E染色以确认转移瘤的精确切除。Ki67染色结果还显示,切除的肺组织中的肿瘤增殖明显高于正常组织,进一步表明肺中存在转移(图6h,i)。这些实验表明,HN-PBA可以在高特异性NIR-II成像指导下识别和去除肺转移区域,突出了研究者提出的“双锁钥匙”探针的潜在临床应用。
图7. NIR-II图像引导癌症临床标本应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HN-PBA在精确识别肿瘤组织和划定肿瘤边界方面的临床能力,从患者中获得新鲜切除的癌症组织,并在原位喷洒HN-PBA后使用NIR-II光学系统成像。如图7a、b所示,HN-PBA给药10分钟后可以识别肿瘤边缘,表明探针穿透了肿瘤实质,并被内源性H2O2/酸性环境有效激活。切除的肿瘤组织的信号强度随时间逐渐增加,并在60分钟内达到最大值(图7b-c)。重要的是,肿瘤中区域a的荧光亮度是区域c的8.1倍,使其适用于图像引导手术和其他应用(图7c–d)。因此,在高特异性NIR-II荧光成像的指导下,去除肿瘤边界(图7b中的黑色循环)并通过病理染色进行检查。H&E染色结果表明,通过可见光检查难以区分的肿瘤区域及其边界可以通过尾部“双键和键”探针HN-PBA进行区分(图7b-E)。
总之,成功开发了一种双病理参数协同激活的NIR-II荧光探针HN-PBA,用于原位和转移性乳腺癌症的精确肿瘤描绘和图像引导切除。通过利用肿瘤微环境中固有的弱酸和过表达的H2O2水平,HN-PBA在1060 nm处表现出增强的NIR-II荧光信号,特别是对TME内H2O2/酸度的共同激活的响应。该探针的“双锁和钥匙”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非特异性激活和潜在的假阳性,导致T/N比“始终开启”探针ICG和单一生物标志物(H2O2)激活探针HN-PBC高8.2/4.0倍。皮下多发性微肿瘤模型的病理数据表明,HN-PBA可以精确地识别和切除直径低至约0.25mm的手术阴性边缘的肿瘤。得益于HN-PBA的高分辨率和高特异性NIR-II荧光成像,原位和转移性乳腺病变与周围的正常组织可以清楚地区分,在NIR-II荧光成像的指导下,直径约0.7mm的微小肺转移灶可以很容易地切除。有趣的是,在临床癌症标本中,探针有效地描绘了视觉上难以区分的病变和边界。这种多刺激协同激活策略将促进可靠的荧光诊断剂的开发,用于临床术前肿瘤诊断和术中导航。
参考文献
Dou K, Lu J, Xing Y, et al. Metabolic Acidity/H2O2 Dual‐Cascade‐Activatable Molecular Imaging Platform Toward Metastatic Breast Tumor Malignancy[J]. Angewandte Chemie, 2024: e20241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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