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先利用化学遗传学和光遗传学手段研究了海马是否真的能够调节观察恐惧(Observational Fear ,OF)行为,发现腹侧海马,而不是背侧海马,参与了Naive OF。接下来为了在亚细胞结构层面上探讨腹侧海马的机制,作者利用FHIRM-HR监测vHPC锥体神经元(图1)在OF期间的钙尖峰,通过提取并分析不同行为状态期间神经元的钙尖峰数据来进行细胞分类,作者发现并分类了70个神经元为OF Freeze神经元,27个神经元为Gaze神经元,还有10个神经元未被分类(图2)。
图1. 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下腹侧海马锥体神经元代表图
图2. 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采集神经元分类
进一步对采集的双光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OF Freeze神经元表现出显著的正线性斜率,这表明它们对Freezing行为的响应呈线性增加。此外,它们的钙信号改变显著高于未分类神经元,大约73.24%的vHPC CaMKIIα神经元在响应Freezing行为时表现出钙活动升高。总的来说,OF Freeze神经元的钙活动变化与观察者的Freezing状态高度正相关,这表明vHPC中的OF Freeze神经元是一群编码观察者共情恐惧的神经元(图3)。
图3. 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采集神经元数据分析
为了进一步在环路水平上研究情绪共情的机制,作者研究了vHPC OF神经元到NAc和至dLS→vLS→BLA的神经回路,发现这两个环路控制熟悉观察小鼠的Naive OF。这些结果突显了社会性动物中共情的潜在多样性调节途径,揭示了共情环路及其情绪障碍的机制。这项研究为理解控制类似于人类共情的神经回环路提供了新的见解,并可能为诊疗共情障碍提供新的大脑靶点。
【参考文献】
Peng S, Yang X, Meng S, Liu F, Lv Y, Yang H, Kong Y, Xie W, Li M. Dual circuits originating from the ventral hippocampus independently facilitate affective empathy. Cell Rep. doi: 10.1016/j.celrep.2024.114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