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创新药物百花齐放的时代,ADC(抗体偶联药物)领域依然热度不减,持续成为肿瘤治疗领域备受瞩目的明星赛道。近期多项临床进展再次印证了这一趋势。
近期闭幕的2025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恒瑞医药与合作伙伴IDEAYA Biosciences以口头报告形式公布了其DLL3 ADC药物SHR-4849(IDE849)用于治疗复发性小细胞肺癌的首次人体I期临床试验数据,引发行业广泛关注。
复宏汉霖HLX43同步亮相WCLC口头报告环节,HLX43的I期临床数据同样亮相WCLC口头报告环节,该药物治疗EGFR野生型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的客观缓解率(ORR)达到46.7%,其中2.5mg/kg剂量组ORR更高达60%,展现出显著的临床获益。
除了上述案例,诸如DS-8201(Enhertu)在HER2低表达乳腺癌、Padcev在尿路上皮癌等ADC药物取得的突破,也持续推动该领域向前发展。
ADC药物发展概述
ADC药物全称为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包括:负责选择性识别肿瘤细胞表面抗原的抗体(Antibody),负责杀死肿瘤细胞的药物有效载荷细胞毒性药物(Payload)以及有效连接抗体和有效载荷的连接子(Linker)。
ADC药物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代ADC:以吉妥珠单抗奥唑米星(Gemtuzumab ozogamicin)为代表,2000年获FDA批准用于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成为全球首款ADC药物。但因连接子不稳定导致脱靶毒性、治疗窗窄及免疫原性强等问题,于2010年撤市,后于2017年通过调整给药方案重新获批。
第二代ADC:采用人源化抗体降低免疫原性,选用更强效载荷(如MMAE、DM1)及更稳定连接子。以维布妥昔单抗(Brentuximab vedotin)和恩美曲妥珠单抗(T-DM1)为代表。
第三代ADC:在抗体工程、连接子技术和载荷多样性实现突破性进展。以德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 DS-8201)为代表,该药物于2019年获FDA批准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临床获益显著。
ADC药物作用机制
ADC协同发挥了“特异”靶向作用和“高效”杀伤癌细胞的效果。
其作用机制可概括为以下关键步骤:
系统递送:ADC药物经静脉注射进入全身循环;
靶向结合:抗体单元特异性识别并结合肿瘤细胞表面抗原;
内吞转运:ADC-抗原复合物通过Clathrin或Caveolin蛋白介导的内吞作用进入细胞,依次形成初级内体(Early Endosome)和次级内体(Late Endosome);
毒素释放:次级内体与溶酶体(Lysosome)融合后裂解释放细胞毒素(注:含可裂解连接子(Linker)的ADC可能在初级/次级内体中经水解、蛋白酶或还原作用提前释放毒素);
细胞杀伤:毒素通过破坏DNA复制或微管组装等关键机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旁观者效应:具有膜渗透性的毒素可扩散至邻近肿瘤细胞,通过直接杀伤和改变肿瘤微环境(TME)双重途径增强整体疗效。
该机制使ADC药物如同“生物导弹”般精准摧毁癌细胞,显著提高治疗窗口(Therapeutic Window),同时降低脱靶毒性风险。
其他作用机制:
除上述主要作用机制外,ADC还能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抗体依赖性细胞吞噬作用(ADCP)和/或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CDC)来激活免疫系统,达到抑制肿瘤的效果。一些ADC的抗体Fab段可与病毒感染细胞或肿瘤细胞的抗原表位结合,而 FC段则与杀伤细胞(NK 细胞、巨噬细胞等)表面的 FCR 结合,从而介导直接杀伤效应。
此外,ADC中的抗体成分可以特异性地与癌细胞的表位抗原结合,抑制抗原受体的下游信号转导。例如,T-DM1的曲妥珠单抗可与癌细胞的HER2受体结合,阻断HER2与HER1、HER3 或HER4形成异二聚体,从而抑制细胞生存和增殖的信号转导通路(如 PI3K或MAPK),诱导细胞凋亡。
图4. 靶向CDH17的ADC药物抑制人结肠癌肿瘤细胞系COLO 205。A.每组小鼠的相对肿瘤体积变化曲线;B.体重。
同系移植瘤模型
在ADC药物与免疫疗法联用的临床前评价体系中,南模生物构建了涵盖多靶点的人源化同系移植瘤模型,这些模型具有健全的免疫系统,为联合治疗方案提供了理想的体内评估工具。
案例一:靶向NECTIN4 ADC药效评价
在C57BL/6背景的hPD-1小鼠上接种南模生物自主研发的MC38-hNectin4细胞系,构建同系移植瘤模型,用于靶向NECTIN4 ADC药物的抗肿瘤药效评价。
图6. 靶向NECTIN4的ADC药物抑制MC38-hNectin4肿瘤细胞进展的体内药效 (宿主小鼠为C57BL/6背景的hPD-1小鼠)。A.每组小鼠的相对肿瘤体积变化曲线;B.体重。
案例二:靶向B7H3 ADC药效评价
在C57BL/6背景的hPD-1小鼠上接种南模生物自主研发的MC38-hB7H3细胞系,构建同系移植瘤模型,用于靶向B7H3 ADC药物的药效评价。
案例三:靶向Trop2 ADC药效评价
在C57BL/6背景的hPD-1小鼠上接种南模生物自主研发的MC38-hTrop2/hPD-L1细胞系,构建同系移植瘤模型,用于靶向Trop2 ADC药物的药效评价。
案例四:靶向HER2 ADC药效评价
在C57BL/6小鼠上接种南模生物自主研发的MC38-hHER2细胞系,构建同系移植瘤模型,用于靶向HER2 ADC药物的药效评价。
参考文献:
1. Fu Z, Li S, Han S, Shi C, Zhang Y.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the "biological missile" for targeted cancer therapy.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2;7(1):93. Published 2022 Mar 22. doi:10.1038/s41392-022-00947-7
2. Wei Q, Li P, Yang T, et al. 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s of combination therapies with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in solid tumors. J Hematol Oncol. 2024;17(1):1. Published 2024 Jan 4. doi:10.1186/s13045-023-01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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